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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李鸿章家书》 作者：董丛林

总序

近些年来，传统文化大倡，生成诸多热点，家书即其中之一。传统社会，游子在外游学﹑游宦﹑经商﹑征战﹑旅行，与家人互通音讯，只有家书。当下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的家书，是两个攻打楚国的秦军士兵，在战场上写给兄长的。信中除了问候母亲安否，还要求在家乡的兄长给他们筹措必要的生活物品，寄到军中。这两封家书是在湖北省云梦县“睡虎地秦墓”中发现的，距今已有两千三四百年了。最近，湘西里耶秦简在国博展出，在众多书简中，也能看到当时家书的模样。这些书信都写在竹简或木简上，字体为秦篆或秦隶。可以想见，那时交通不便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虽然创建了十分完备的邮政系统，但私人书信的传递诚非易事，因而才有“家书抵万金”的慨叹，或寄希望于“鱼雁”，即所谓“云中谁寄锦书来，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”。

这些都说明了家书之难得与弥足珍贵。历史上，有很多家书，历经战乱而保存至今，都已成为重要的文献史料；而名家荟萃，信手挥洒，或成名篇。值得一提的如：刘邦的《手敕太子文》﹑司马谈的《命子迁》﹑刘向的《诫子歆书》﹑曹操的《戒子植》﹑马援的《诫兄子严敦书》﹑孙权的《让孙皎书》﹑诸葛亮的《诫外甥书》﹑姜维的《报母书》﹑王祥的《诫子孙遗令》﹑骆宾王的《与情亲书》﹑欧阳修的《与十二侄》﹑司马光的《训俭示康》﹑苏轼的《与侄千之书》﹑黄庭坚的《答洪驹父书》﹑文天祥的《狱中家书》﹑宗臣的《报刘一丈书》﹑袁凯的《京城得家书》﹑商家梅的《得家书》，林觉民的《与妻书》等等，真可谓琳琅满目，美不胜收，“千载之下，读其言，反覆其意，未尝不为之潸然出涕者”，亦可见忠义之气，家国情怀，直抒胸臆，盎然言表。

明永乐年间曾有创建民信局之举，历史上一直为官府所垄断的邮政系统惠及民间，即始于此时。这一举措极大地方便了私人信函的传递，家书的产量因而进入快速增长期。明清两代的名臣硕儒，居官在外既久，多以书信和家人联络，处理家族事务。其中常见者，不外乎问候尊长，私语妻室，训育子弟，抒写见闻之文字。有写得好的，或以情怀，或以德行，皆为世所珍视。故明清以降，多有收藏﹑编纂名家书信者，所重者，一为人，二为字，三为文，也有以资纪念或求为考据的。晚近更见名家书信的流行，尤以家书为甚。如《曾国藩家书》《梁启超家书》，即名重一时，被几代读者视为增进修养﹑完善人格的美文。

这次长江文艺出版社策划出版“名人家书典藏”，首批就选了王阳明﹑曾国藩﹑李鸿章﹑梁启超，是很有眼光的。这四个人，都非寻常角色。历史上，他们各有其非凡之处和显赫地位，当今又为广大读者所推重，是仍然活在现实中的历史人物。而他们的家书所呈现出来的现实意义和思想价值，恰恰为他们在当代社会的再生提供了强大的内在生命力。最先进入当代人视野的是曾国藩。唐浩明先生曾被称为“点燃曾国藩热之火的人”，他把曾国藩推到当代读者面前，一时间，士林官场﹑商界军营，乃至市井百姓，无不以阅读﹑谈论曾国藩为时尚，尤其是他的家书，更被推崇为治家教子的“圣经”。紧随其后的是王阳明。他是著名的“陆王心学”的代表人物，在思想道德领域，他的名头恐怕要比曾国藩大得多。就某种意义而言，曾国藩恰是“陆王心学”的践行者。众所周知，“陆王心学”的核心内容即强调“淑身济物”，“克己尽心”，王阳明更提出“致良知”，为众人指出一条成圣之路。曾国藩便是世所公认的近代社会最后一位“圣人”，他的道德文章影响了岂止一代人？不过，与曾国藩家书自清末以来就风行海内外不同的是，王阳明家书直到近些年才有专辑印行于世。这次列入丛书出版，也算是弥补这种缺憾吧。

至于梁启超，与王阳明及曾国藩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在他的家乡，广东新会白沙里，有一位与王阳明齐名的儒学大师陈献章，世称白沙先生，其思想上接陆九渊，下启王阳明，是“陆王心学”中承前启后的人物，对岭南的民风﹑学风影响极大。梁启超的祖父﹑父亲都是白沙先生的信奉者，他们留给后代的精神遗产，也即梁氏家风的根基，就是“宋明儒义理名节之教”。再有，梁启超师从康有为，而康氏的老师朱九江也是一位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，主张“发先圣大道之本，举修己爱人之义，扫去汉宋之门户，而归宗于孔子”。因而，在梁启超的伦理道德思想中，可见很深厚的传统儒学的涵养。他很推崇阳明心学，曾以“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”为题发表演讲，呼吁改革现代学校教育；他对曾国藩更近乎崇拜，在给亲友师长的信函中多次表示，因读曾文正家书而猛然自省，并以曾文正之法，洗心涤虑，克厉修己。在其所作《曾文正公嘉言钞序》中，他视曾国藩为“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”的伟人，说他“生当学绝道丧，人欲横流之际”，却能够“自拔于流俗，而困而知，而勉而行”，从而“变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”。观其所言，“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，故其亲切有味，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，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”。故而他的家书在此一方面与王阳明﹑曾国藩能够一脉相承，一以贯之，则毋庸置疑。区别仅在于，梁启超生于西风渐盛之时，又是一位西方思想文化重要的阐释者﹑传播者，他的道德伦理故染有西学的色彩，体现为以儒学为根基，兼收西学优秀道德伦理观念的特点，他在家书中固能自觉地将中西道德伦理熔于一炉。

李鸿章的情况则有些复杂。俗语有所谓“盖棺论定”一说。这种说法对平常人或者适用，对非常之人往往就行不通了。李鸿章就是这样一位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大有争议的非常之人。此人离世已逾百年，论不仅不能定，分歧乃有愈演愈烈之势。而且，这种分歧不仅表现在政治层面，更表现在道德层面。虽说他与曾国藩有师生的名分，但二者的行为方式大有不同。有人说，曾国藩遇事考虑该不该做，李鸿章则考虑能不能做。这种人生态度总会借各种机会体现在家书中，故李鸿章的家书中少有王阳明﹑曾国藩﹑梁启超家书中关于义理名节大强调，而多为军务政务﹑朝局国事﹑官场情状，这或许正是李鸿章家书的独特之处和价值所在。再有一点，自民国之初，李鸿章家书就是出版商追捧的热点，有多种李鸿章假家书行于世，故此次列入丛书出版的《李鸿章家书》，特意标明“真家书”，以正视听。为此，编纂评析此书的董丛林先生做了大量的﹑艰苦细致的甄别﹑辨析工作，并参考了当下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，以求为读者提供一部真实可信的《李鸿章家书》。

此次出版“名人家书典藏”评析本首批四种，分别为《王阳明家书》，周月亮﹑程林评析；《曾国藩家书》，唐浩明评析；《李鸿章家书》，董丛林评析；《梁启超家书》，解玺璋评析。这几位评析者都对自己评析的对象有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和思考，并结合自身的人生感悟，以及对当今现实社会的观察，故能以深入浅出﹑以古喻今的文字出之，意在为读者，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读者提供一条沟通古今人生的“时空隧道”，使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能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得以弘扬和传承。这一点微薄的希望如能得到读者的认可和共鸣，则于愿足矣。书中或有种种疏漏和不足，也望读者指出，不吝赐教。

己亥冬至于望京二随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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